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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与法治思维

日期:2015年05月12日  来源:本网原创 阅读:13474

社会主义法治与法治思维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

 第一,依法治国的提出。19979月,党的十五大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依法治国入宪。1999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正式写入了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三,依法治国的推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执政、立法的标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军、文化道德建设法制化等新观点,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四,依法治国的全面落实。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8年2月,中国出台了第一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从国家层面全面介绍了我国法律体系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人权保障、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制度。

 2010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第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里的全面性是指对推进“依法治国”提出的“空间”要求,是涉及中国各领域、各方面的一项政治任务。“全面性”表现在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八大对推进“依法治国”也提出了“时间”要求,就是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2013年5月,我们党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制定原则、规划与计划、起草、审批与发布、适用与解释、备案、清理与评估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还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的原则、范围、期限、审查、通报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六,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四中全会报告,实际上是建党93年来第一次专门以法治为主题做的报告、做的决议,这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一个前所未有,就是新中国建国65年来,也是第一次以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去讨论法治问题。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

1、一条道路: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对于我们统一思想,增强自信,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极端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政法领域越来越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他们打着“维权”旗号,抓住司法个案,极力使个别问题扩大化、单一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抹黑我司法制度,要求我改变、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的优劣,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本国国情的适应性,取决于其能否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引进别国的司法制度,必定会水土不服,非但不能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只会带来动荡、混乱,只会阻滞、破坏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在3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同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持我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但不能照搬照抄国外司法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成功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继承了我国古代法制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吸收了国外法治的有益成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具体体现在:

一是坚持党的绝对、统一领导。党的绝对、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我们的各个司法机关之间尽管各有分工、相互制约,但都坚持相同的政治方向、都服务于同样的大局,因而又能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承担起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责使命。

 二是具有最彻底的人民性。最彻底的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属性。我们的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司法制度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宗旨,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我国司法体制设计安排来看。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我们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一府两院”,坚决不搞“三权分立”,根本上就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最高决策权和最后监督权。除了人大监督以外,各司法机关还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对各项工作的日常监督。从审判工作的实践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到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再到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都把“为民”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三是适应我国国情。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由农耕社会发展而来,讲究人情,讲求“以和为贵”,传统上民众有“厌讼”、“惧讼”心理,不喜凡事对簿公堂,因此孕育了被誉为“东方经验”,目前被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借鉴的调解制度,因此产生了刑事审判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们有有冤必申、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传统,鉴此,我们设立了独特的审判监督制度,以纠正万分之几的错案,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

四是能够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从强调刑事打击、刀把子功能,到调节社会矛盾、制约行政权力,再到和谐社会建设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在新中国建立60几年、改革开放30几年的短短时间就能建立起如此完备、优越的司法制度,真正实现司法制度的与时俱进,却是绝无仅有的。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2、两项建设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工作重点,表明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三依法三一体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途径则是“三个依法”和“三个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4、四项基本要求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16字出自十八大报告,被称作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新方针,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遥相对应。30余年来,中国法制建设砥砺前行,从“刀制”(法制)跨向“水治”(法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2011310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5、五个体系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里面包含着具体的五个体系,这五个体系,一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五是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前面四个体系非常明确,第五个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章,还有各方面的规定、条例、办法,叫党规、党法,过去党规、党法是党内的,约束党员同志的。现在我们把它作为国家法律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五个坚持。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6、六项任务。第一个任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第二个任务,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第三个任务,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第四个任务,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第五个任务,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第六个任务,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以上这六点我构成了依法治国的全新的蓝图。

 二、全面依法治国中关于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四中全会在三中全会提出85项涉及政法工作的改革举措基础上,又提出84项由中央政法机关主要负责的改革举措,这对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思路: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主要特点:一是整体性。改革举措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脉相承,体现出整体性、一致性。二是系统性。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三是科学性。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四是连续性。立足于中国国情,对当前形势进行科学研判。五是统筹兼顾。

改革导向:十八大指出,要坚持市场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指出,“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了解一线司法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

(一)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我国现有地方各级法院共计3573个,绝大多数法院设置与行政区划相对应。这样的司法体制便于明确管辖、便利诉讼,也容易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权的运行易受地方因素影响和干扰。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集中审理跨区域的民商事案件等,可以弥补省级统管未能完全解决的一些问题,从体制上排除地方因素对公正司法的干扰。

此项改革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二)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执行难作为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而导致的一种司法现象,已经成为人民法院三轮司法改革尚未最终克服的顽症。执行权可以划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是一种判断权和裁量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执行实施权是一种行政权,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因此,在法院内部将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建立相对独立的强制执行机构,既可以充分发挥执行实施权作为行政权的制度优势,形成上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执行体制,又可以避免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简单分割而影响执行效率、损害司法公信。

  (三)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省级统管改革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省级统管改革由中央及省委统一领导开展。省级统管不是省“两院”统管。是在省委的组织领导下,分别由省级编制、组织、财政等部门为主来进行管理,从而既保障了党的领导,又避免了“两院统管”后可能出现新的条块化行政化等问题。1、省以下地方法院的专项编制由省统一管理;2、法官由省统一排名,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由相对应的人大按法定程序任免;3、法院领导职务任免和管理保持不变,在没有新的法律规定前仍按法宝程序进行选举或任免;4、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由省统一招录、统一管理、统一保障,与地方脱钩;5、法院的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等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中央财政负担部分;6、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等统一上交省级国库。

二要准确理解省级统管改革与党管干部原则的辩证关系。1、法官选任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既要保证党管干部原则落到实处,也要充分考虑司法工作的特殊性,确保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好的优秀法律人才充实到法院、检察院队伍中。2、应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选任机制。3、法官遴选委员会不能代替组织部门的干部管理权。前者把业务关,后者把政治素质关。4、法官惩戒委员会不能代替纪律检查部门的职责。前者侧重对于法官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等作出评判,后者对违法违纪案件作出具体调查。

三要在统一管理中加强法院党组织建设。1、加强组织建设;2、加强党务工作;3、理顺与地方党委政法委的关系,省以下地方党委政法委仍应定位为党委领导、管理司法工作的职能部门,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

(四)发挥庭审的重要作用

 法庭是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形成裁判结果的场所。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是对以审判为中心是法治国家诉讼制度基本特征的积极肯定,对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诉讼制度的演进来看,早期国家诉讼制度大多以侦查为中心,警察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支配地位,拥有不经法院审判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惩处的生杀大权。随着法治观念的日益深入,诉讼制度“侦查中心主义”逐渐转变为“审判为中心主义”,法官作为主持审判的官员对侦查权的行使进行控制。例如,大多数国家由法官签发逮捕令,就是为了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又如,根据正当程序,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侦查人员必须出庭辨认、鉴真并接受质证,法官对这些证据采信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五)贯彻证据裁判原则

 它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这是为了防止司法裁判的任意性,确保在事实前提和判决结论之间一定要有确证关系。从人类司法文明的历程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愚昧的神明裁判、野蛮的专断裁判和文明的证据裁判三个阶段。必须在两个方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其一,强调将证据作为事实认定的基础,排斥主观臆断或者行政干预的事实认定方式。其二,强调案件事实认定的根据,必须是经过法庭举证、质证和认证后采纳的证据。其三,必须遵循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目前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较低,检控方主要以庭外陈述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辩护方无法对这些庭外陈述人进行质证,导致辩护权难以得到完全发挥。四中全会《决定》在“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总体要求下,特别强调了“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案例1】太守断牛案。于仲文曾任北周时安国太守。他任太守时,有任、杜两家各失其牛。后来任家得到一头牛,两家都说是自己家的牛,各执一词,州郡长期不能断决。益州有一位官员说:于太守必有主意。于仲文接手此案后。说“此易解耳。”他令两家各把自己的牛群驱至郡衙前,又令人把要认领的牛放出来,结果要认领的牛走入任家的牛群。于仲文先前又令属吏悄悄微伤要认领的牛,借此观察两家的反应,任家见到后心疼不已,而杜家则无所谓。于是于仲文便据此下判将牛断给任家,杜氏服罪而去。

【案例2】包公巧审割牛舌案。包拯早年做天长县的县令时,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六)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院判决之前,不得认为其有罪或者推定有罪。被告人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是无罪的,不因被告人被侦查、刑事拘留,被逮捕、起诉而认为其有罪。疑罪从无,是在具体事实无法查清楚的情况下,做有利被告人的推定,即视为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实,事实上就是要求宁可放纵犯罪,也不能冤枉无辜。当证据不足不能支持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时,刑事法官应当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定被告人无罪。

因证据不足而又不得不作出的从无裁判均是建立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之上,离案件的客观真实可能会有一定差距,判决结果容易受到检察机关、新闻媒体和群众的质疑,但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却是应该坚持的原则。与之相配套,有必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

【案例3】念斌投毒案。2006727日夜,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81日,警方在念斌食杂店外面靠近卫生间的门把上检出“疑似”氟乙酸盐毒物的物质,便出具了门把上“倾向于认定”存在氟乙酸盐的《分析意见书》。86日福州市公安局在检验了数十件物品之后,从被洗刷干干净净的炒菜铁锅里检验出氟乙酸盐毒物。据此,念斌被平潭县公安局认定具有投毒作案的重大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48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上诉人念斌无罪。上诉人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5215日,福州市中级法院依法对赔偿请求人念斌二审宣告无罪赔偿案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先支付赔偿请求人念斌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58.9万元;支付赔偿请求人念斌精神损害抚慰金55万元;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赔偿请求人念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为什么念斌多次作了有罪供述,还不能认定其犯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念斌在案发当天接受调查时没有承认作案,之后第11天被带到侦查机关,做的2次笔录也没有承认。第二天下午起,念斌开始承认自己下了毒,以后又多次作过多份类似的供述,在律师2次会见和县检察院工作人员1次提审时也没有否认,后来在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开始一直否认下毒。因此,念斌本人对有无下毒作案,前后所做的交代是不相同的。根据法律规定,念斌所作的有罪供述,还必须与案件的其他证据进行比对,如能印证,才能认定系他作案。如上所述,念斌承认的购买鼠药、投毒方式、作案工具处理等主要情节,因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不能排除的矛盾和合理疑点,得不到印证。此外,念斌第1次承认下毒时,有做了录音录像,但是录音录像画面有近2个小时的时断,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意见“录音录像内容完整”相矛盾。所以说,尽管念斌自己多次承认了,但由于交代的内容得不到其他证据印证,从证据上就达不到法律规定的确实、充分的定案要求,不能认定是他作的案。

(七)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形式。这次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审,不参与法律审,真正实现了扬长避短,抓住了陪审制度的主要矛盾,为下一步改革确定了方向。如中院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全市法院共增选人民陪审员383名,总数达到729名。增选后基层普通群众代表所占比例增加,占22.2%,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有1名陪审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人民陪审员120人,占16.5%2014年,全市法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4393件,占可陪审案件的89.8%

(八)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主要制订了七项措施:一是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三是完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强化控辩对等诉讼理念,禁止对律师进行歧视性安检。四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五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近期,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六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七是全面清理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司法考核指标。

【案例4】海外代购抗癌药物案——生命健康权更为重要。今年47岁的陆勇是江苏无锡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2002年,他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对抗白血病 的主流疗法仍然是骨髓移植,但陆勇没能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对,只能通过吃药续命。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产抗癌药“格列卫”。这种药品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20046月,陆勇偶然发现从印度直接购买此药仅需3000 元。陆勇后建立QQ互助群,高峰期已有5个群,4000名左右成员,有上千人通过他购药。陆勇说,20139月份“团购价”已降到每盒200元左右,价格只有正版药的百分之一。2014319日,陆勇被取保候审,同年721日,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陆勇被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600多名白血病患者曾联名向检察机关写信,认为陆勇因“好心”涉罪, 请求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一边是知识产权对药品生产和销售的保护,一边是迫于经济压力购买廉价仿制药品的白血病患者,陆勇和众多慢粒白血病患者所遭遇的,正是司法与伦理的困境。129日下午,被称为“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被湖南警方释放,检察机关也撤回了对他的起诉。

【案例5】陕西省野生动物保护案。2002520日上午8:30分,一头野生羚牛(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闯入陕西省四郎乡田岭村刘昌家里,把刘昌顶倒在地。刘昌妻子吓得躲在碗柜底下。村委会主任得知后立即向乡政府汇报。乡长向县林业局汇报后于10:00到现场。此时刘生命垂危,而羚牛在屋里来回走动。县林业局副局长于11:00 赶到了现场,并且成立抢救指挥部,同时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特殊情况,需要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须经国家林业局批准。研究决定向林业厅汇报,但已11:30。下午1:20传来省林业厅指示,可以击毙羚牛。指挥部立即部署击毙方案。 2:00,县公安局长带领30名警察赶到现场, 指挥部经过现场察看,确定了击毙方案。4:20,警察开枪击毙羚牛。从8:304:20,处置结束,刘因伤失血过多已经死亡。其妻在被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死亡。政府是在依法行政吗? 政府机关所为符合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和理念吗?

【案例6】美国米兰达规则。1963年深夜,一位在美国凤凰城某影院工作的女孩下班回家时,被一名叫米兰达的男子强暴。被警察抓获后,米兰达也供认不讳,法院判决米兰达犯劫持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米兰达不服,在狱中多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写信上诉,称,自己当时的招供是被迫的,警察违反了不得强迫被追诉人对自己作证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1)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这就是米兰达一案所产生的着名的“米兰达警告”。米兰达案判决30多年来,这条法律规定如今在美国是妇孺皆知。因此,嫌疑人被捕后,一般都是开口就说:“我要对我的律师说话”或“在同我的律师谈话之前我不想谈任何东西。”

(九)重视发挥律师作用。

 《决定》中共提到“律师”27次,提出要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律师们对法庭有一个共同期待:“请让律师把话说完。”现在许多经常出庭的律师,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抢着说话、大声说话、快速说话的习惯,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一些法院的法庭上,律师的发言被打断,被要求“简短地说”,“重复的不要说”,或者“庭后提交书面材料”,致使律师们缺少“话语权安全感”。不能把律师推到对立面。律师既受当事人信任和委托,又有相对独立的法律人格,与诉讼中的利益关系存在一定距离,因此能让当事人客观理性地面对诉讼,能帮助当事人厘清事实法律,权衡诉讼利弊,促使服判息诉或达成妥协和解。要从制度上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既不搞庸俗关系学,也不搞简单的物理切割。

(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阳光司法机制,依法及时公开司法的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为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提出了具体指引。一要开放,所有审判流程中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都应当向当事人公开。二要动态,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办公平台与法院进行必要的互动交流。三要透明,所有可以公开的裁判结果和执行信息都应当上网公开。四要便民,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参与、旁听案件审理,获取法院的公共信息将更加方便、快捷。现在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5.在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基础上,完善12368诉讼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公开平台、新闻信息公开平台、联络沟通信息服务平台。

如我市法院在构建开放、动态的阳光司法机制方面,主要的做法有,一是全面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2014年在中国法院网公布生效裁判文书22353份,上网公开率达95.4%。二是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通过12368执行短信互动平台自动实时地向当事人发送执行进程、财产查控、款项分配、程序节点等信息,2014年共向执行当事人发送信息96955条,接受各类咨询举报185条。三是创新网络司法拍卖工作,实行网拍开始,截止目前,全市法院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成交标的物7000万余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350万余元。四是推行重大案件敏感主要电子卷宗向社会公众公开,首批减刑、假释案件、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已制作成电子卷宗在网站公开。五是实行法院开放日常化。群众持身份证每天下午四点后均可进入法院大楼参观。

在构建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方面,主要是打造八大信息化司法服务平台。一是365bet官网足球赌博_365bet官网 就是诈骗_日博官网 365bet服务平台。是全市法院司法公开、司法服务和司法宣传的全方位、综合性网站。二是语音在线诉讼服务平台。开通服务热线:05988212368。三是审判执行标准化服务微信平台。只要加入三明中院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根据自己不同的诉讼需求,点击相应的内容或者输入相应的数字代码,即可自助获取案件受理、审判执行和申请再审等标准化服务内容。四是新浪微博司法服务平台。发布、转载法院重要司法信息,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进行庭审直播的重要平台。五是当事人执行信息服务平台。平台短信号:12368。将法院进行查询、冻结的情况和查封、扣押、拘留、评估、拍卖等措施,以及结案时间、结案方式、执行到位标的等案件执行进展情况即时通过短信告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六是点对点网络查询系统。在市委政法委支持下,与银行、房管、车管、林权、土地、公安等部门启动“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2014年,对被执行人的身份、账户、房产、车辆等集中查询170万余次,冻结、划拨执行款6.6亿元。七是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曝光平台。与市委文明办等7家单位共建失信行为惩戒机制,构建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曝光台,在融资信贷、招标投标、行政审批等方面对20963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限制。八是3G网络执法系统。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并监督执行人员执行行为。

(十一)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和插手个案的电话记录、转递材料、口头指示等信息的提取、封存、举报和公开制度,造成后果的要倒查领导干部责任,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0152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和插手个案的电话记录、转递材料、口头指示等信息的提取、封存、举报和公开制度,造成后果的要倒查领导干部责任,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十二)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近年来,最高院已出台相关规定,在防止内部人员干预案件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体措施,关键在“如何记录”、“如何追究”上下功夫,建立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201532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要求所有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都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记录;属于违法干预办案的,一律予以通报;违法干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三、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案例7】古代“司法考试”。古代一些帝王不仅倡导官员学习法律,而且还对官员严格考核奖惩,引导官员自觉学好法、用好法。如宋朝宋太宗时,首创了“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具体做法是: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试判”考试;考试内容是考官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考生根据材料写司法判决书,以综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晓法令规章,能否融会贯通,乃至文理是否通畅,书法是否优美。这个办法,不仅迫使官员要认真学法,而且还要放弃“死记硬背”,学会灵活运用法律处理公务;考完后,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清朝不仅更为严格,而且还经常搞突击检查。《大清会典事例》载有雍正三年皇帝批准的奏本:“嗣后年底,刑部堂官传集满汉司员,将律例内酌量摘出一条,令将此条律文,背写完全。考试分别上中下三等,开列名次奏闻。”说的是:某年底,大清司法部长突然召集干部职工,将当时的法律随便摘出一条,要求干部当场默写出来,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报告皇帝。

【案例8】路温舒——放羊娃钻研法律成为着名司法官。路温舒,西汉着名的司法官。《汉书•路温舒传》说:路温舒在放羊时,取裁蒲草为牒,认字习书,被县署录用为小吏,“因学律令”有成绩,被提拔为狱史。继续专研,持之不懈,“县中疑事皆问焉”,放到现在就叫岗位成才了。从“小史”到“狱史”,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跃升,因路温舒继续深造,不久还兼任县府的法律顾问,最后成为西汉着名的司法官。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喜好钻研法律。

 ()法治思维是系统性思维

  法治思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要求,而不是就法治论法治。”《决定》也进一步强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法治思维的系统性需要贯彻《决定》中提出的“三个三”,即法治思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三者的共同推进;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设。法治思维的系统性还要求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决定》提出的法治的五大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也体现了法治思维的系统性。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把法治建设与“两个百年目标”、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把法治与建设小康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联系起来。这些都体现了法治思维的系统性。

此外,法治思维的系统性表现在要发挥“软法”作用,即发挥情理道德、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讲法治思维一定要摒弃法治的浪漫主义和法治万能主义。只靠法治单打独斗,不讲情理道德,不强化道德约束,那是把法治建设这一深刻而艰苦的任务简单化、单一化,反而会葬送法治建设的前程。

【案例9】廖丹诈骗救妻案——法外开恩并不违反法治。北京下岗工人廖丹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半年之后,廖某花光了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去,廖某用私刻的假公章,伪造医院收费单据,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骗取北京医院医疗费17.2万余元。东城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以诈骗罪判处廖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惩戒。然而在法律之外,不能不去想:若廖某坐牢,病妻何以为生?法不外乎情理,法院怀着悲悯情怀,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实质上并不违反法治精神。

【案例10】缇萦救父案——法治的人性光芒。西汉时期,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看病,出了名。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那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当时的肉刑有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到了长安,写了一封奏章给汉文帝,上写着: “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信,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又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后将肉刑改用杖刑。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汉文帝就正式下令废除肉刑。这样,缇萦就救了她的父亲。

【案例11】丁兰刻木——法治与德治的融合。在汉朝有一个人叫丁兰。传说他对自己未能趁父母健在时尽孝而痛悔不已,于是,就用木头雕刻出父母的形像,供在家中堂上敬奉,俨然如对活着的父母。一天,一位名叫张叔的人,到丁兰家借东西,恰巧丁兰外出了,只有他妻子在家。丁妻当时不知道是否当借,迟疑中,丁兰的妻子洗净双手,点燃香烛,在木像前躬身礼拜后,就虔诚地问卜,结果得到的是“不借”的答案。张叔先前刚刚喝过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一时失去理智,当场对着木像大骂起来,气愤至极,还动手打了木像几下,然后才愤愤离去。丁兰回来后,得知有人居然如此非礼木像,他感到内心宛如刀割。情急之下,他跑去找张叔理论,情急之中,还出手用力责打了他。张叔忿忿不平,就向衙门告状。由于证据确凿,衙门便派衙役捕捉丁兰归案。丁兰被捕走前,心里十分伤心难过,他来到父母的木像前,双膝跪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忏悔地说:“儿子不孝,没有照顾好二老,不但使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又不理智地动手打了人,将要受到官府的惩罚。这样不仅让你们为孩儿担忧,还使二老蒙受羞辱,实在是罪过!”地方官得知后,也为丁兰的孝心而钦佩,于是就向皇上奏明了情况,不但免除了对丁兰的处罚,还举荐他为“孝廉”。

(二)法治思维是辩证思维

 法治思维需要对各种价值观和正当利益进行合理平衡,是权衡性和辩证性思维。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指出:“既抓住法治建设的关键,又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要求;既高屋建瓴、搞好顶层设计,又脚踏实地、做到切实管用;既讲近功,又求长效。”体现了辩证地看待法治的态度。

 坚持法治的辩证性思维,一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处理好深化改革和依法办事的关系,二者发生矛盾时,如果改革于法无据,那么要尽快完善由立法机关主导的涉及改革的立法,坚持把法律规定作为改革的“施工图”。三是处理好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决定》指出:“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四是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因时间关系,这里我们主要讲讲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立不起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第二,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全党在宪法法律内活动,这是我们党的高度自觉,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同西方所谓“宪政”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长期执政,不能用所谓“宪政”架空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紧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违反宪法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第三,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一是坚持党领导立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2011310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依然很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决定》在第二部分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为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①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的程序和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确定每年124日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是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时候都要公开向宪法进行宣誓。

【案例12】“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称:被告弄虚作假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从此案的发生经过看,对于齐玉苓而言,关键之处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关于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诉求,因为这决定了齐玉苓可以得到的赔偿数额。然而,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受教育权,而此案又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山东高院故而认为法律的适用是疑难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解释。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上述《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享有的受教育权。此批复,因涉及具体争议点而备司法性质,其与最高法院另一类颇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释迥异;并且,在当事的侵权一方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问题上,法院未以其他具体法律为依据而直接地、单一地适用宪法。就此两点而言,司法界、学术界、媒体多称此案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②完善立法体制。主要是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③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途径和机制,完善立法项目的征集和论证制度,完善法律草案的表决程序。这次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现在很多法律都是由利益相关方起草,所立法律都在于维护部门利益。所以提出探索第三方主体参与立法。

④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如《决定》规定,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罪的法律规定,将贿赂犯罪的对象由财物修改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

二是坚持党保证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坚持党保证执法,最核心的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党组织要督促、支持和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党保证执法,最关键的就是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要求行政权力于法有据、依法行使、受法制约,真正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确保行政权力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三是坚持党支持司法。一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二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司法权运行机制。三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司法机关的领导人员,使事关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重要职位始终由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人担任。

【案例13】一位在基层做过书记的领导干部不无忧虑地说,在当市委书记时,有人想让他干预一起法院审理的案件,他回复说,法院独立审案子,自己无权干预,结果这位请托人拍着桌子吼道,“全市都归你管,法院还能不听你的?!”这位干部说,自己当时后背发凉,“你说要搞法治,但别人却不信。”

  四是坚持党带头守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带头尊纪守法、扞卫法治,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案例14】新华社记者在在跟随一位市委书记调研时,这位书记在车上对记者大谈加强法治的紧迫性,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的重要性,而下车后,他在指挥拆迁时,大手一挥,把这个拆了,把那个拆了,很难感觉到他的法治思维在哪里,可谓是“谈法治时滔滔不绝,做决策时权力滔滔”。

【案例15】刘邦约法三章。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后。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 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 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案例16】美国小石城事件——伞兵刺刀下执行的法律判决。1954年之前,美国南方各州仍施行种族隔离措施,强迫黑人接受劣等教育。这年517日,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公共教育领域绝不允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在教育机构内推行种族隔离,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布朗案”判决受到民众欢迎,却遭遇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抵制。此案宣判一年后,南方八州还没有一所公立学校真正取消种族隔离。为落实“布朗案”判决,1957年夏天,小石城教育委员会选拔了9名黑人学生,拟安排他们在这年9月转入当地之前只招收白人学生的中央中学就读。这些学生个个成绩优异,智力超群,史称“小石城九人”。然而,就在开学前夜,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突然发表电视讲话,严重质疑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并宣布将派遣国民警卫队赶往中央中学,阻止黑人学生入校。开学当天,国民警卫队员如期而至,将黑人学生挡在校门外。艾森豪威尔几经斟酌,最终还是决定出兵。军队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平叛镇暴,而是执行最高法院判决。艾森豪威尔刻意派出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富有威望的第101空降师。这支部队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经历了“巴登战役”。924日,52架飞机载着1000名伞兵,赶到了小石城,并迅速部署在中央中学周围。上午925分,黑人学生们被军用吉普车送进中央中学。伞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刺刀朝外,一路护送着9名学生,沿台阶步入校园。相关照片经报纸刊载,迅速传遍世界,也令世人见识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司法权威,废止种族隔离的决心。

(三)法治思维是规则性思维

法治的核心是规则统治。规则具有确定性、可预期、可执行等特点。规则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既定的规则告诉人们哪些可为(权利)、哪些不可为(义务),以及如何行为(程序);人们的行为后果是可预期的。

【案例17】狄仁杰----法当有常。狄仁杰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臣。他是唐朝人,历经高宗、武后两朝,曾经官至宰相。他担任大理丞时,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人数达到一万七千人,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说他判得不公,自己被冤枉了。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柏树,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权善才杀掉。狄仁杰却上奏高宗,说权善才罪当免职,而不应当处死。高宗气得脸色都变了,说:“权善才的行为使我成为不孝的人,必须杀掉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皇帝左右的人听到这里,都很着急,示意狄仁杰别再继续说下去,赶紧离开,狄仁杰却像没看见一样,不慌不忙地接着说:“我听说逆龙鳞、忤逆君王,自古都被认为是很难的事,我却不这样想。遇到桀、纣这样的昏君、暴君,这种事令人恐惧;而面对尧、舜这样的明君,则没有太大关系。我今天遇上的是明君,不用担心会像比干那样被杀害。”高宗说:“善才犯法在情理上不可宽容,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他,就算违背法律规定,我也要把他杀掉!”狄仁杰说:“陛下制定法律,把它张贴在宫门口,什么罪该受什么样的刑罚,都有等级标准。怎么能明明犯的不是死罪,却非要将人赐死呢?法律想变就变,不遵循定好的标准,官员和百姓就会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今天您因为昭陵的一棵柏树就杀掉一个将军,后世会怎么评价您?”高宗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便改变了主意,权善才免于一死。

【案例18】中国古代公正司法的的典故——廷尉罚金。有一次,汉文帝外出路过中渭桥。车驾正在过桥时,忽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致使拉銮驾的马受惊。文帝恼怒,命令侍从把这个人捉住,交给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廷尉衙门处理。当时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马上对这个人进行讯问。这人辩解道:“我是本地人,刚到桥边,听到禁止通行的开道声,躲闪不及,只好藏在桥下。停了老半天,以为皇上已经过去了,便走了出来,不料正撞见銮驾,我脑子一懵,撒腿就跑,没想就惊了銮驾。”据此,张释之依照当时的法律进行了判决。然后向文帝汇报说:“这人违反清道律令,应该对他处以罚金。”文帝听了大怒道:“这人惊了我的马,多亏我的马性情温和,如果是其他的马,还不把我摔伤呀?而廷尉你居然只判处他罚金!”张释之答道:“法律是天下共有的呀,天子和天下臣民要共同遵守。今天如果要重判,就会失信于天下。如果当时皇上令人当场把这个人打死也就算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衙门,这里是天下的公平所在呀。如果有失轻重,天下皆为效仿,天下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啊!请陛下明察!”过了好大一会文帝才说:“廷尉你做的对。”

规则性思维还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案例19】法家韩非子主张“一断于法”、“刑无等级”。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前期法家杰出代表人物韩非子就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刑无等级”,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法家主张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案例20】鞅法太子——太子犯法与民同罪。商鞅的新法令在秦国施行才一年,到京城咸阳来申诉新法坏处的人便有上千。恰好这时太子犯了法。商鞅说:“法令行不通是上层的人没有遵循法令造成的。”他决定依法处治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处罚,便处罚了太子的辅佐者公子虔,还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涂面刺字。天下人都很震惊。第二天,秦国人就都按新法令办事了。后人用“鞅法太子”这个典故比喻太子犯法与民同罪。

(四)法治思维是合法性思维

法治要求以法律作为公权力机关和社会成员行为的指引。把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要求作为自身行为的指引。

【案例21】夏候胜以法抗上。夏候胜是西汉武帝时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夏侯胜为人刚直,从不为权势折腰。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初即位,欲褒扬汉武帝刘彻,意为显示皇家父慈子孝,同时也为自己扬名。诏告丞相、御史、诸侯等文武百官,商议建造武帝庙事宜。当时众官齐口称赞。而夏侯胜听了甚感不妥,他说:“汉武帝虽然有抵御四方强敌,扩大疆土之功,但在战争中滥杀俘虏及庶民。以致浪费了大量钱财,过度铺张,白白消耗了大量财力,使百姓流离失所,至今逃亡在外的流民没有安顿下来,不应该给武帝立庙塑像。”话音末落,众官向夏侯胜发难:“这是天子诏书啊,做臣子当唯皇上是听,忠于君王,你诽谤先皇,罪在不赦。”夏侯胜面对这群弄臣,说:“依祖宗法令,诏书不可用也”,结果,因非议诏书而下狱。后来,几百名儒生跪在长安街求圣恩,朝官及百姓也强烈呼吁,汉昭帝迫于压力,才特赦夏侯胜出狱,

 违宪是最大的违法。《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合法性首先要求树立宪法至上的理念。

【案例22】孙志刚事件——废除违背宪法精神的法律制度。20033月,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被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20043月,广东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授意“动手教训一下”的护工乔燕琴被判死刑,殴打孙志刚的被收容者李海婴、钟辽国分别被判死缓和无期。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对“学者上书”作出回应,但同年622日,国务院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施行二十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案例23】法院要求移动公司协助查询电话号码案。2004年4月20日,湖南省南县法院要对一件民事案件完成执行任务,因被执行人朱明在广东东莞,但具体地点不详,案件无法执行。法院决定:到省移动公司县分公司,欲查询其儿子的手机通话记录,以确定被执行人在东莞的电话,并最终锁定被执行人的所在地。移动公司县分公司根据《电信条例》第66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其内容进行检查,拒绝协助调查。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电信条例》只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不得与《民事诉讼法》相抵触。如有抵触以法律为准。法院最终裁定:对移动公司罚款3万元,责令协助调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1)通信秘密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该项权利,仅限于宪法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形。(2)移动用户的通话详单记载了大量的个人隐私和秘密,属于宪法保护的通信秘密范畴。因此,法院调查取证不能违反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文:《关于如何理解宪法40条、民事诉讼法65条、电信条例66条的交换意见 》([2004]3号文件),明确表态:“同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

(五)法治思维是以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为中心的思维

 法治的本质就在于限制公权力的行使,保障私权利的实现。法治思维需要推行“两张清单”制度:一方面,要用“正面清单”监督政府,对公权力实行“法无明文不可为,法无授权不得为”;另一方面,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和私人(包括企业、公民)。对私权利,实行“法无明文不为罪,法不禁止即可”。要深刻反思当前中国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正因如此,我们才提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法律对于权力来讲是一种稳定器,而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

【案例24】县公安局“进京拘传记者”事件。20081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一篇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商人赵俊萍因一场拆迁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在报道中两次提到县委书记张志国。张志国得知报道后指示:“报道对我个人有什么损失不算什么,但不能因此让我个人对西丰发展付出的汗水付之东流”。于是,西丰县公安局根据县委领导的指示,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进行立案侦察。14,县委宣传部长李福禄同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协同2名警察,来到北京拘传记者朱文娜,未果。该案一经网络传播,迅速演化为公共事件。18日副县长高维义约见新华社记者声称:县公安局已经决定,撤销立案、撤销拘传。25日,铁岭市委发出《通报》,指出:县委书记张志国因在“进京拘传记者”的事件中,法治意识淡薄,指使公安部门介入,同意公安局立案并且拘传记者,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责令其引咎辞职,并向市委写出深刻检查。

 【案例25】对穷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1年,佛罗里达州一家台球厅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目击者报告说他曾看到吉迪恩带着一个酒瓶和一些硬币离开了这家台球厅。仅根据这一指证,警方将吉迪恩逮捕,并以故意犯有轻盗窃罪起诉了他。吉迪恩出现在法庭上,他太穷,请不起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法院只有在被告被控有死罪的情况下才能指派律师为他辩护。因此,法院没有为其指定律师。吉迪恩不得不自己充当自己的律师,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吉迪恩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监狱里,吉迪恩写了一封信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最高法院受理了吉迪恩的上诉。最高法院明确指出,被告人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是一项根本的,公正审判所必需的权利。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的律师帮助条款包括在某些死刑案件中被告有权被指派律师的权利。这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无论财富、教育程度、阶级如何,都不应该被迫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况下上法庭接受指控。该案后由州法院重审,吉迪恩选择了特纳作为他重审时的辩护律师。经过重审吉迪恩被无罪释放。

(六)法治思维是坚持程序正当的思维

 程序具有公开性,可以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只有按照程序做出的决策,才能更让人信服、更加有说服力,之所以强调程序正义,是因为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

【案例26】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一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此案当时的审理一波三折,辛普森在用刀杀前妻及餐馆的侍应生郎•高曼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一是忽视现场勘查常识。让进入过血迹遍地的第一杀人现场勘察的四位白人警官前往后来被警方宣布为第二现场的辛普森住宅,使得血迹发生交叉沾染。法医在案发10小时后才到达现场,错过了准确地鉴定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最佳时机。二是警方涉嫌非法搜查。刑警在辛普森家前门按了很久电铃,但一直无人应门。警察福尔曼自告奋勇抢先翻越围墙,从里面打开前门,擅闯民宅。在没有搜查许可证和非紧急情况下福尔曼独自一人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给警方造成了涉嫌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严重问题)。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以无罪获释,仅被民事判定为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受害者家庭则得到3350万美元的补偿性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本案成为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大案件。被人广为诟病的是美国司法制度成为有钱人的游戏。辛普森聘请的号称“梦之队”的律师团据说花了3000多万美元,律师团紧紧咬住美国的程序公正做功夫,还运用了大量心理战术——博取黑人陪审团的同情。如果辛普森是穷人,相信刑事诉讼的结果要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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